杨廷文： 最新一轮“房价新政”，目标直指设立房价“天花板”，对房价实施单向冻结，“不许”它继续上涨。 经过多轮财政金融手段的“宏观”调控之后，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出台新的“宏观”政策，于是直接使用了“”手段，命令各地方政府“表态”并出台各种“地方政策”，意在冻结房价上涨，并将此目标作为一个“政治任务”，哪个地方政府完不成，政府就要“约谈”地方首长。 政府有能力冻结物价上涨吗？如果政府有这种能力，上怎么还会有“通货膨胀”这种事情发生？ 去年央行信誓旦旦说可以将消费品物价指数控制在3%，结果没有控制住。 如今政府要将房价指数控制在0（不许上涨），甚至为负数（房价必须下降），朝野竟然一致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。 控制消费品物价上涨和控制房价上涨，对于政府和“民生”来说，原本是同样重要的。 为什么前者没有控制住？而后者却“控制住”了（至少一年内没有出现新，或者人们都相信已经控制住了）？ 我们看一看各种“房价新政”，就不难发现，其中包含了多种违宪的“规定”。 我们说政府没有能力控制价格，说的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。经济学的一切预言，都包含“在一定约束条件下”的前提。如果没有约束条件，政府要弄垮经济太容易了，又何况冻结市场价格？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，政府行为的“约束条件”之一就是宪法。政府不能违宪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预测政府的行为，政府如果随时可以违宪，我们就无法预测政府的行为了。 宪法的作用就是束缚政府的手脚， 而且最重要的是束缚政府的手脚，政府不能随便出台“命令”。 “房价控制”的闹剧是倒过来的，政府显然已经没有能力“禁止”房价上涨了（旁证是政府没有能力“禁止”消费品物价上涨），于是政府就将控制房价的责任推给地方。地方政府是没有任何“宏观调控”能力的，地方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出台“命令”。 综观各地出台的命令，无一不涉及违宪，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“户籍歧视”——不是“城里人”你就不许在城里买房——这是什么道理？（户籍的存在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，但增加附着在户籍之上的权利，这件事情违宪。） 最滑稽的是，曾经“热炒”户籍歧视的舆论，竟然在公开的户籍歧视“政策”出台之后一致选择了“失语”。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，只要政府是“为了人民”，大权独揽或者不择手段，都是可以接受的。 房地产的特征使得“限购”在技术上可行。中国几千年的“干部”，理论上都是“技术官僚”，只要在技术上“可行”，就以为“可行”。从一开始到限购令真的出台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，这种事情，在宪政意义上是“不可行”的。法治最核心的意义并不是“令行禁止”，法治最核心的意义是限制政府的权力，尤其是政府的权力。 政府拥有权力，这是不得已的事情。最糟糕的不是政府拥有权力，最糟糕的“集权”。我们不能走几千年来的老路，只要见到了英明大帝，就急忙把“束缚其手脚”的制度都当作“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伞”践踏一空。 无论拿着集权做什么，强化集权，本身就是不可欲的。 权力这东西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，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危害，唯一的途径是将权力分散，用众多权力者来替代集权，各个利益方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尽其所能（这原本是“政治”的本意〕而最终束缚了政府的手脚，这是法治和宪政的本意。 政府要调控房价，所作所为应该以自己手里的合法权力为限，而不是以“将房价降下来”为限。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，达致目的你不能超越约束条件；把约束条件视为粪土，“达致目的”就南辕北辙。 中国历史几千年，对达致目的太过看重，对约束条件却不当一回事，对令行禁止的效率有一种病态的崇拜，所以成为上“集权”典型样板。 “舆论监督”的眼睛应该盯着政府，看政府行为是否违宪；上没有任何合理社会的舆论监督眼睛盯着价格，舆论如果非要让政府把价格降下来，结果就糟糕。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糟糕的结果——不仅没有人在乎政府是否违宪，而且每个人都希望政府多多违宪——力度再大一点，惩罚再严厉一点。 很不幸，几乎每个人都看得出来，一旦政府不继续违宪，稍微放松一下“限购令”——哪怕仅仅是取消户籍歧视，房价都要上涨，由此可见， 第一，“不许”房价上涨的努力必然导致违宪；第二“不许”房价上涨的期望是多么的虚假，多么可悲。 当然，有人说了，为了那些伪“穷人”可以“买到房产”（等待房价下降而买房的，全部都不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穷人），违宪就违宪。对此，我无话可说。
杨廷文：
最新一轮“房价新政”，目标直指设立房价“天花板”，对房价实施单向冻结，“不许”它继续上涨。
经过多轮财政金融手段的“宏观”调控之后，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出台新的“宏观”政策，于是直接使用了“”手段，命令各地方政府“表态”并出台各种“地方政策”，意在冻结房价上涨，并将此目标作为一个“政治任务”，哪个地方政府完不成，政府就要“约谈”地方首长。
政府有能力冻结物价上涨吗？如果政府有这种能力，上怎么还会有“通货膨胀”这种事情发生？
去年央行信誓旦旦说可以将消费品物价指数控制在3%，结果没有控制住。
如今政府要将房价指数控制在0（不许上涨），甚至为负数（房价必须下降），朝野竟然一致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。
控制消费品物价上涨和控制房价上涨，对于政府和“民生”来说，原本是同样重要的。
为什么前者没有控制住？而后者却“控制住”了（至少一年内没有出现新，或者人们都相信已经控制住了）？
我们看一看各种“房价新政”，就不难发现，其中包含了多种违宪的“规定”。
我们说政府没有能力控制价格，说的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。经济学的一切预言，都包含“在一定约束条件下”的前提。如果没有约束条件，政府要弄垮经济太容易了，又何况冻结市场价格？
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，政府行为的“约束条件”之一就是宪法。政府不能违宪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预测政府的行为，政府如果随时可以违宪，我们就无法预测政府的行为了。
宪法的作用就是束缚政府的手脚， 而且最重要的是束缚政府的手脚，政府不能随便出台“命令”。
“房价控制”的闹剧是倒过来的，政府显然已经没有能力“禁止”房价上涨了（旁证是政府没有能力“禁止”消费品物价上涨），于是政府就将控制房价的责任推给地方。地方政府是没有任何“宏观调控”能力的，地方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出台“命令”。
综观各地出台的命令，无一不涉及违宪，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“户籍歧视”——不是“城里人”你就不许在城里买房——这是什么道理？（户籍的存在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，但增加附着在户籍之上的权利，这件事情违宪。）
最滑稽的是，曾经“热炒”户籍歧视的舆论，竟然在公开的户籍歧视“政策”出台之后一致选择了“失语”。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，只要政府是“为了人民”，大权独揽或者不择手段，都是可以接受的。
房地产的特征使得“限购”在技术上可行。中国几千年的“干部”，理论上都是“技术官僚”，只要在技术上“可行”，就以为“可行”。从一开始到限购令真的出台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，这种事情，在宪政意义上是“不可行”的。法治最核心的意义并不是“令行禁止”，法治最核心的意义是限制政府的权力，尤其是政府的权力。
政府拥有权力，这是不得已的事情。最糟糕的不是政府拥有权力，最糟糕的“集权”。我们不能走几千年来的老路，只要见到了英明大帝，就急忙把“束缚其手脚”的制度都当作“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伞”践踏一空。
无论拿着集权做什么，强化集权，本身就是不可欲的。
权力这东西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，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危害，唯一的途径是将权力分散，用众多权力者来替代集权，各个利益方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尽其所能（这原本是“政治”的本意〕而最终束缚了政府的手脚，这是法治和宪政的本意。
政府要调控房价，所作所为应该以自己手里的合法权力为限，而不是以“将房价降下来”为限。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，达致目的你不能超越约束条件；把约束条件视为粪土，“达致目的”就南辕北辙。
中国历史几千年，对达致目的太过看重，对约束条件却不当一回事，对令行禁止的效率有一种病态的崇拜，所以成为上“集权”典型样板。
“舆论监督”的眼睛应该盯着政府，看政府行为是否违宪；上没有任何合理社会的舆论监督眼睛盯着价格，舆论如果非要让政府把价格降下来，结果就糟糕。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糟糕的结果——不仅没有人在乎政府是否违宪，而且每个人都希望政府多多违宪——力度再大一点，惩罚再严厉一点。
很不幸，几乎每个人都看得出来，一旦政府不继续违宪，稍微放松一下“限购令”——哪怕仅仅是取消户籍歧视，房价都要上涨，由此可见，
第一，“不许”房价上涨的努力必然导致违宪；第二“不许”房价上涨的期望是多么的虚假，多么可悲。
当然，有人说了，为了那些伪“穷人”可以“买到房产”（等待房价下降而买房的，全部都不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穷人），违宪就违宪。对此，我无话可说。